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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这座“神都”,终于出圈了

admin

8月 29, 2022 , , , ,

演员在演绎水下飞天舞蹈《洛神水赋》。/河南广播电视台

河南洛阳可能是这两年来最火爆的城市:随着河南卫视2021年春晚“唐宫夜宴”、“端午奇妙游”中的“洛神水赋”、真人版“帝后礼佛图”等一系列节目走红,“神都洛阳”形象的复活激起了无数人的兴趣。
在去年携程发布的《2021上半年旅游夜经济报告》中,洛阳稳居全国“夜游目的地”排行榜首位——这座“十三朝古都”瞬间变身为“网红城市”。
不过,那个盛唐时代的“神都”其实只是洛阳漫长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高光时刻,它当下的爆红也只是一个迟来的承认。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多了解一下这座古都的历史,“一座洛阳城,半部中国史”这种说法毫不夸张,甚至可以说,洛阳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城市,也是进入中国历史的最好入口。

为什么是洛阳?

现在提起洛阳,人们一般都会说“河南洛阳”,这含蓄地暗示它已经只是河南的一座普通城市,但在历史上,它不仅是“中国洛阳”,甚至就是“中国”本身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3年出土的何尊,这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铭文上写道:“余其宅兹中国。”——这里说到的“中国”就是洛阳,因为汉字“国”的最初含义是“城”或“邦”,“中国”的本意其实是“中央之城”,也就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所在的“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这里被视为宇宙的中心,由此建立起统治四方的正统权威。

在古人眼里,伊洛二水河湾处的洛阳盆地乃是“天下之中”,恰好位于华夏文明的核心区,纬书《孝经援神契》说:“八方之广,周洛为中,谓之洛邑。”

郭永秉在《九个汉字里的中国》一书中认为:“周人之从宗周镐京把政治重心分出一部分至河南洛阳这一‘中域’,不但具有实际政治军事上控制的作用,在重视‘中’这一传统的古人心目中,其实同时便具有了政治法统上的正统性,真正从‘小邦周’(见《书·大诰》)变成了一个有资格宰制天下的共主。”

尤其是东周定都洛阳,虽然实力衰微,但以洛阳为中心的这一片地区被普遍承认为是真正的“中国”。

《九个汉字里的中国》

郭永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7-1

洛阳一带是“天下之中”的观念,自此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直到洛阳已走向衰落的北宋,苏轼仍有“洛邑从来天地中,嵩高苍翠北邙红”这样的诗句;明人缪希雍《葬经翼》:“洛阳者,天地之中,中原之粹也。”

这不仅仅是一种人文地理概念,更涉及统治合法性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玄龙石上有符命在先:“定帝德,国洛阳。”(《汉书·王莽传》)因为人们相信首都必须设在洛阳这样的“天下之中”才对,而多年后,汉武帝刘秀也正是依据这六个字的符命,把首都从长安迁到了洛阳。

即便是在南北朝的乱世,“五胡入华”之后,仍以据有“两京”(长安、洛阳)自居“中国皇帝”,一如陈寅恪所言,“北朝汉人有认庙不认神的观念,谁能定鼎嵩洛,谁便是文化正统的所在”。

因而北魏孝文帝493年迁都洛阳,绝不仅仅是贪慕繁华而已,是因为定都于此本身就象征着占据正统。短短20年间,当时的洛阳就“从一个残破的边境城堡一跃而为北方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

那是洛阳的全盛期,当时的洛阳可能是整个东亚最繁荣的城市,全国的精英、文化精华都齐聚于此。早在三国时期,魏明帝就在东汉洛阳南宫的遗址上新修了太极殿和昭阳殿,后来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正殿的修建都可追溯到这里。隋唐长安宫城和坊市,都取法于北魏洛阳城,可以说,今天北京的建筑直接继承自洛阳建筑。

河南洛阳。/视觉中国

当时远道而来的胡商想必也被这座金碧辉煌的大城所震撼,“洛阳”在粟特语里有一个专称“Srγ”,本义就是“宫殿”。据信古希腊人对中国最早的称呼“赛里斯”(Seres)就源于此。

唐代洛阳的异国情调,以波斯文化为主流,而这些胡商,其实几百年来一直熟知这座大城,甚至把自己信奉的祆教也带到了中国。不仅如此,这些胡人还带来了琵琶等新乐器和各种异域新声,以至于北魏所谓“洛阳旧乐”其实是名不副实的西凉乐。

相比起建筑和音乐,影响更大的是佛教的传入。这种新兴宗教起初也是被当时这座“国际化都市”所吸引,沿着丝绸之路而来。洛阳郊外的白马寺,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教寺庙,通常都被认定是佛教初传中国的证明。迄西晋可考的26所寺院,洛阳就占了12所,毫无疑问是中心——长安也只有4所。

洛阳郊外的白马寺,是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教寺庙。/视觉中国

洛阳的城市发展趋势影响了此后数百年中国城市的发展,甚至远及海外。794年日本营建平安京(今京都)时,将东半部(“左京”)称为洛阳,而西半部(“右京”)称为长安。后来由于“右京”衰败荒废,只留下“左京”,因此京都雅称“洛阳”(rakuyo),进京则称作“上洛”。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也是软实力:那是一种以中国思想为范本的认同,“洛阳”成了文明的象征。

为什么是洛阳

从西周初年到唐末五代,洛阳一直在中国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说是名副其实的“天下枢纽”。可以说,当时的洛阳之于长安,就像拜占庭之于罗马。

洛阳盆地西接关中,北连晋南,东南两面通达中原、江南大平原,控制华北地区的东西交通要道,但自然环境又相对封闭,有利于军事防卫。环境考古证明,洛阳一带所具有的多重边缘效应(edge effect),很早就使它成为早期王朝建国立都的理想生境。

周武王克商之后,之所以要将洛阳(成周)营建为“中国”,原因恐怕也在此:周人的根据地局限于西陲,而从镐京出发横越豫西山地至洛阳需耗费40—60天,若不建设东部行政中心,难免反应迟缓 。

洛阳周公庙,为纪念周公兴建洛邑而建。/图虫

当时东方各族势力不仅依然强大,领域也比周人更辽阔,甚至文明发达程度也更高,因此原来的首都镐京不免显得退缩闭塞,洛阳才是天下的枢纽,只有占据这一中心,才能有效地掌控天下大势

后来的秦汉两代虽然都定都今西安附近,但这一形势并未改变。洛阳不仅是文化和经济汇中心,还靠近关东,更便于解决粮食供应问题。长安本就依赖黄河中下游的粮食,但要控制东部平原,就必须通过洛阳。

历史学者劳干因此强调长安与洛阳“相依为命”:“但凡是建都长安的朝代,一定需要洛阳作为主要的助手。长安有了洛阳,才能供应无缺。”

可以说,汉唐盛世都是由长安、洛阳“双核驱动”的,吴殿庭在《定都与迁都》一书中着重指出:“长安之重在‘险’和‘食’,洛阳之重在‘文’和‘富’,长安之轻在乎险而转输多费,洛阳之轻在乎因中而藩屏无几。”

不仅如此,越是国家繁荣安定,关东的力量兴起,全国的中心就越会被带动向洛阳方向移动。东汉迁都洛阳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变化,意味着帝国行政目标转向改善人民生活。

东汉迁都洛阳意味着帝国行政目标转向改善人民生活。/视觉中国

唐太宗征战山东、河北时,曾以洛阳为根据地,一度就曾考虑以洛阳为根基君临天下。到了武则天时代,她选择远离旧的权力中心,顺应关东的兴起,政治重心再次转向洛阳 。

然而,随着东北、东南两大板块的崛起,长安—洛阳轴心已越来越难以把控整个局面。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九日,安史之乱爆发,仅一个月叛军就攻破洛阳,次年元旦,安禄山在洛阳称帝。虽然这场内乱最终得以平定,但权力中心的转移趋势已不可挽回。

随着唐朝的衰亡,长安终于被废弃,后梁迁都洛阳。然而后续的历史发展表明,长安与洛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长安不再是帝国中心时,属于洛阳的时代也很快过去了。

舞台剧《长恨歌》剧照。

五代时期,形势已经很明朗:全国的中枢已转向更能有效应对河北局势的开封。这不仅仅意味着洛阳不再是交通和资源协调中心,也表明中原、两湖的重要性下降了。

自此之后,要掌控全国格局,最重要的已经不是东西轴线,而是南北轴线。到了明清时代,“两京”已经不再是长安/洛阳,而是北京/南京了。

洛阳的衰落与重生

唐末五代的这一场大变动,对洛阳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它自此失去了原先在全国格局中的中枢位置。北宋时期洛阳还算是一个首府,但从金朝起,就连首府都不是了,屈居于开封之下。

即便在它衰落之后,洛阳仍是世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

宋太祖晚年就曾一度设想迁都洛阳,在遭极力劝谏之后才不情愿地放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就建都地点征求群臣意见时,还有人提议洛阳 。甚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国民政府曾决定以洛阳为行都,但因其属于四战之地,无法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国民政府才又迁回南京 。

当洛阳不再是首都时,它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

北宋时的洛阳已不再是首都,但它却仍然是文化中心,退休官僚们尤其喜欢这里浓厚的文化氛围,由此聚合一些名士,因而才涌现出“洛学”和“洛党” 。

道学祖师程颐、程颢兄弟就出身洛阳附近。对于朱熹来说,“洛学”是得到儒学真髓的道统所在。但它之所以出现在洛阳,并非偶然,正如刘子健指出的,洛阳不仅是“北宋文化中心,再往前推,是汉文化从东周以来传统的基地” 。

王凯饰演宋仁宗赵祯。/《清平乐》剧照。

洛阳从极早的年代起,就是天下的文化中心了。传说老子早年就曾在洛阳任周室“守藏室之吏”——相当于“宫廷档案馆员”。

影响更深远的是所谓“河洛正音”:语言学家郑张尚芳认为,自从西周初年在洛阳集中殷商士族、学习文字以来,“汉语读书音就一直以洛阳太学音为准”,即所谓“雅言”就像现在普通话以北京音为准一样,古代也长期以洛阳音为准。

随着这种语音的传播,文化也跟着走。直到现在,福建、台湾还有不少人坚信,他们说的闽南话保留最多当时的读音,是“河洛正音”。

这种文化影响力之大,远远超出洛阳的范围。现在的越南语中,有很多字词是古代从汉语借入的,以越南的地理位置,本该就近从南方方言中借入,但奇怪的是,它一些字词的汉越音却更像今天的北方话 。

与之相似的是,壮泰先民据推断祖居地在苍梧郡广信县,当时汉人用一种北方雅言,语言学家潘悟云认为即洛阳话,所以南至越南,北至广西北部的壮族、布依族都要向这个权威方言借用 。

真人版《帝后礼佛图》。/河南卫视微博

用现在的话说,洛阳在衰落之后,变身成了一个“文化旅游城市”。洛阳的自然生态之好,在北方少有,至今仍以“宜居”著称。由于伊河、洛河“鱼味甚美”,北魏时号称“洛鲤伊鲂,贵於牛羊”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和敏中洛下即事》一诗中也称洛阳“水暖鱼多似南国”。

洛阳驰名天下的还有它的牡丹。原本野生的牡丹只是作为药用载于本草,甚或被农家用作柴薪,武则天之后,洛阳牡丹才开始繁盛。北宋以后,洛阳牡丹随着市场需求而大兴 ,出现了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刘攽的《芍药谱》、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等诸多园艺专谱 。

武则天之后,洛阳牡丹才开始繁盛。/《武则天 (1995)》剧照。

宋人有赏花、簪花习俗,花卉种植、观赏和售卖产业化,时人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明代的思恩县(今广西环江县)也以牡丹出名:“思恩牡丹出洛阳,民宅多植,高数丈,与京花相艳,其地名小洛阳。”(《思恩县志》)可见牡丹在当时已成为洛阳最出名的标志了。

明末,李自成起义给了洛阳最后一次沉重打击,洛阳再度引起世人关注,要到近代了。1906年,日本人日野强西行经过河南,发现当地“出乎意料地萧条”,洛阳旧日的风貌四处难觅,城内仅有2万人,“市区狭小且高低不平” 。几乎在同时期,另两位日本学者也到访洛阳,但所见也都相当荒芜,他们十分愤慨,认为那个时候的洛阳人,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既不爱护,也不再敬畏。

1934年,陈伯庄曾历经陇海线西段棉区的洛阳等处,感觉住在土穴里的当地人都是“浑浑噩噩的中古式棉农” ,仍然恪守传统,而对外界的影响懵然无知。1940年,华侨领袖陈嘉庚到洛阳与各界茶会,发现“市区不大,街路狭小,远不及西安,唯市外公路不少,树木繁茂整列森立,为各省冠”,不过他在进出洛阳时都注意到,天蒙蒙亮尚未日出,“便见农夫已在田园工作,衣服均好,其勤劳精神、生活安定更可想见” 。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决心要把洛阳这座沉睡的古城变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 ,洛阳的历史由此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有史以来第一次,洛阳成为了一座工业城市。

但这两年来它的变身表明,这座城市要重生,还是得找回自己的根,它最有价值的也最特别的,毕竟还是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

洛阳老城十字街夜市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河南-旅游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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