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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背后,是我们每一个人

admin

8月 30, 2022 , ,

上午11点半,你收到一条“您的外卖已送达”的送餐提示,你在11点下的单,在半个小时后拿到了热腾腾的外卖。午休的时候,你如往常一样刷着手机,看到一个知识付费课程里的内容和你现在的工作息息相关,你觉得课程介绍的内容正是你提升工作效率所需要的技能,于是你购买了一个付费课程。加班至晚上8点,疲惫让你不想再挤地铁回家,你打开网约车平台,5分钟内坐上了回家的车。洗漱过后,你躺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刷手机,看到关注的主播又开播了,你为她按下了点赞按钮。

这或许是很多当代人一天生活的真实写照。如果用数字来说明的话,2小时4分钟——这是截至2021年1月,中国16-64岁的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社会正在往数字化方向发生变化。

今年,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0.32亿。这个巨大的数字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数字化。
在社交媒体开放和共享的口号下,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成果被商品化,持续不断地为社交媒体累积数字资本并实现增值。消费者在享受和分享各种信息的同时,正成为生产者。

中国掀起数字化浪潮。/央视网

在数字化浪潮下,支撑社会正常运行和日常衣食住行的劳动模式逐渐由单一的传统劳动变为传统劳动与数字劳动两者并行。我们身处其中,享受着数字劳动带来的自由,也必须接受它的不确定性。究竟什么是数字劳动?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又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数字劳动》的主编佟新聊了聊。

兴起的数字劳动

在今天,人们的衣食住行需求都能够通过数字平台得到满足,这种高度便捷的背后是区别于以往的工作方式——线上、弹性、即时

在《数字劳动》一书中,主编佟新在序言中将数字劳动定义为“依靠数字平台建立的劳动模式”,这些数字化劳动与互联网实现的网络信息相关。

《数字劳动:自由与牢笼》
佟新主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7

数字平台上带货的店主、通过组建微信群接单的家政女工、提供24小时无休止网络陪伴的网络主播、到点即停止的线上“虚拟恋人”、贩卖知识的知识付费大V博主、外卖骑手与网约车司机等都从事着数字劳动。

相较于传统的工作方式,数字劳动具有低门槛、时间碎片化等特点,这无疑给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譬如在传统的职场环境下,女性需要面对一定程度的职场性别歧视,而平台转移至互联网之后,女性可以不再或者说更少地受限于传统的社会规范,灵活弹性的工作时间也让女性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劳动。

《正义的算法》剧照。

在家带孩子的家庭主妇可以通过发朋友圈、组建微信群进行广告输出,也可以通过像阅读有声书、兼职购物平台客服来获得自己的收入,这种线上弹性时间的劳动方式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的就业困难问题。

另一种有趣的新兴职业是虚拟恋人,虚拟恋人是一种基于社交网络的付费情感交流模式,是由真人扮演的有偿情感服务。

从2014年开始,虚拟恋人就开始在网络上出现并流行。现在,在购物平台上搜“虚拟人物”,在店铺里下单就可以获得一对一的虚拟恋人服务。在付费的时间里,人们可以获得一位心仪的“恋爱对象”。他们不仅可以像现实生活中的恋人一样提供陪伴与情感支持,还可以不必像现实中的恋人关系那样涉及过多的责任与义务。当然,虚拟恋人也有很多风险和违规之处,需要网络监管部门加强监督。

虚拟恋人店铺里,“恋人”多以“小哥哥”、“小姐姐”的名义被展示。/购物平台截图

但是,数字劳动带给人们的只有自由吗?

是自由也是牢笼

数字经济并不仅仅带来了供给和需求的勃兴,新兴的职业也催生了一系列潜在的问题。如主编佟新所说的:“数字劳动在产品生产的意义上是生产方式的进步,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并不意味社会关系的线性进步,数字劳动与消费社会相叠加,加剧了人们生活的商品化。

沉迷消费的榴莲。/《突如其来的假期》剧照

以虚拟恋人为例,在赛博空间里来去自如的浪漫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商品化,人们的情感还是真实的吗?

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曾提出,现代性正在从“固体”阶段向“流动”阶段过渡,在这样日趋不稳定的世界里,人与人的结合关系和合作关系往往被看成是被消费的对象,这也使得人们稳固的结合关系变得困难重重。在线上,人们能够拥有的是更不定的、漂浮的短暂连接。

除此之外,虚拟恋人也存在着引导消费者无止境续费、欺诈,甚至软色情难以监管等问题,因此,无论是从情感伦理还是劳动伦理上,这种新兴的数字劳动职业仍存在一定争议。

如果身处闹市或者写字楼,到了饭点的时候,楼下骑着电动车的骑手们就像繁忙的工蜂。去年,《人物》的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起社会热议。文中提到,有外卖平台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会不断地对派送系统进行改进。

平台压缩了成本,而外卖员被压缩了时间,面临的是更多的任务量、更远的距离和更高的超时可能。

作者陈龙的论文《方寸与帝国——外卖骑手的生活生产世界》被一位评审老师的妈妈看到,她很有兴趣地看完,然后说,外卖骑手太辛苦了,此后她会尽可能地给送外卖的人一瓶水。

楼下骑着电动车的骑手们就像繁忙的工蜂。/图虫

“人们不是不善良,而是不了解。”佟新说道。有了对这些职业生存境遇的了解,善意和保护就会体现在相互关系中。但她认为,“数字劳动呈现出更多的弹性和非正规性,且其产生的劳动关系常常不会被视为劳动法定义的‘劳动关系’,而是被解释为‘服务关系’,这使其劳动权益的实现存在法律空缺。”

在佟新看来,人们享受着数字劳动的成果,而提供服务的人常常不被看到,他们多是无声的存在,隐匿在都市和乡镇之中。《数字劳动》这本书产生的契机之一,就是透过非虚构写作,让劳动者自己说话,在社会快速变迁的历史中留下这些劳动者的痕迹。

原来,这些也是“数字劳动”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数字劳动都是有明确的报酬,一些隐蔽的无偿的数字劳动并不容易被人发觉。

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你,你在微博发的每一条动态、在社交分享平台发的每一条帖子,都是数字劳动的一部分,你会相信吗?

在社交分享平台发的每一条帖子,都是数字劳动的一部分。/《不要抬头》剧照

不,你当然不会相信,因为你认为你创作动态和帖子都是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听上去和辛苦的“劳动”八竿子打不着。

但实际上,社交媒体的本质就是用户数字劳动生产的内容和数据。它模糊了使用和劳动之间的界限,这就是产消一体的数字经济时代的特点。

在社交媒体开放和共享的口号下,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成果被商品化,持续不断地为社交媒体累积数字资本并实现增值。消费者在享受和分享各种信息的同时,不知不觉成为了生产者。

数字劳动变成了一种无痛的甚至是带有娱乐、游戏性质的行为。/《黑镜》剧照

人们觉得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布分享内容是一件有趣的、好玩的事情,于是会持续这种行为——这正是社交平台喜闻乐见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是自我满足、自我享受的,数字劳动变成了一种无痛的甚至是带有娱乐、游戏性质的行为。

佟新认为,这是无所不在的商品化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殖民”。

在全球范围内,理性与竞争的工作伦理、兴趣爱好的劳动化以及劳动的游戏化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制造劳动同意的动力机制,使得数字劳动者被组织起来“永不停歇”地生产,并持续为资本的积累和增值过程注入源源不竭的动能。仔细想想,如果用户不去生产和分享任何内容,那么社交媒体将是空无一物的——它们恰恰就依靠免费获得的内容存在。

英国传媒批判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在《交往批判理论》一书中写道:“参与、链接、共享等社交媒体意识形态都是单向度的思维:他们对用户可能的互联网剥削和损害保持沉默。”

《交往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重读卢卡奇、阿多诺、马尔库塞、霍耐特和哈贝马斯》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著,王锦刚 译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19-6

除了免费为社交媒体提供内容外,还有一种容易被忽视的数字劳动,那就是各类粉丝行为,包括但不仅限于应援、打投、反黑等活动,这些都属于粉丝行为。

约翰·菲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将粉丝理解为“大众文化迷是过度的读者:这些狂热爱好者的文本是极度流行的”。

粉丝往往是狂热的、主动的、参与式的,而互联网为粉丝群体提供了海量素材。粉丝可以在某档综艺里看到偶像在舞台或银幕外的表现,可以在直播间里和偶像进行留言互动,这些都能成为粉丝情感狂欢的基础。

与偶像在屏幕上远隔千里进行互动,能够给予粉丝群体情感上的反馈并且加大其情感投射程度。于是,粉丝心甘情愿成为了义务的、免费的数字劳工,每一次浏览、转发、撰文,都是被情感驱动的数字劳动。

这种情感劳动并不是非自愿的、强制的活动,人们可以因为热爱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和成就感,但是在这场大型数字情感劳动中最终得益的,仍是各大资本。

粉丝往往是狂热的、主动的、参与式的。/unsplash

资本对利益的追逐异常敏感。佟新指导的一名博士生访谈过一名专门做小游戏的老板,“要知道小游戏的目标就是占用使用者们零碎的时间,比如等车和排队的时间。由此,人们会发现你的时间被这些小游戏所占有,而自己也乐在其中。评价游戏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使用者的‘粘性’。所有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背后都是商家和开发者使用的粘性技巧。”

但是数字劳动也是具有解放性的。如智能机械手对有风险劳动环境的替代。同时,社会团结可以超越时空而达成。患上产后抑郁的全职妈妈亚南在接触线上电商并成为店主后,成为了带领2000人团队的领导;家政女工金姐通过组建若干个微信群成为了“家政女王”。“超越传统”的数字劳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社会规范与性别的障碍。

佟新表示,她非常有兴趣展开数字劳动的研究,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亦会创新出人们新的生计模式,并呈现社会结构、观念、信息传播方式,甚至是情感模式的变革。对此,花多大精力进行研究都不为过,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未来。

Q&A

《新周刊》在你的书里我们也看到了像外卖骑手、网络主播这些群体面临的困境,你在《数字劳动》这本书的最后也说到要完善相关的立法工作和建立弹性劳动的稳定机制。我们作为普通人,想要去改善这些群体的生存境况,能够做些什么呢?

佟新:数字劳动会产生出新的工作伦理。作为产销一体的每个人都被卷入这场劳动方式的变迁。这需要人们思考善良与德性。但是社会不能依靠人的德性来维持,更需要法律的建设跟上时代的步伐。

社会需要明确和完善数字劳动中劳动者、消费者以及资本方的权益与责任,需要通过政策与法律减少数字鸿沟或不平等的出现。

《新周刊》前几天有一篇叫《外卖女骑手,在“男性系统”生存》的文章,里面写外卖女骑手除了困在算法平台里,还要困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系统里。传统行业中的性别分工和数字劳动中的性别分工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佟新:关于数字劳动中的性别问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谓的工业社会形成的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工作与休闲等的区隔,皆被平台跨时空的运作所打破,这使女性有可能超越家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拓展其劳动能力和有策略地实现多元生计,她们的主体性促使其从事写手、网店店长、主播等女性居多的线上工作。

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劳动性别分工并不会自动消解,社会再生产或生育的诉求需要男性在观念和行动上承担起更多的养育责任,数字劳动提供的弹性和“在家办公”亦为男性承担家务提供了可能。

创业者亚南在线下分享会。/图片由亚南提供

《新周刊》对于提供情感服务的网络主播你是如何看待的?有不少人会觉得网络主播的存在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也让情感变得非常商品化。

佟新:的确,平台加剧了情感的商品化,既有男性对女性的凝视,也有女性对男性的凝视,这取决于资本将情感内容变现的方式与能力。网络直播的消费群体有男性也有女性,有现实生活中情感欲求难以满足的男性在网络上寻找即时的情感消费,也有被人们忽视的乡村中老年妇女被网络情景设计为特定的消费群体模式。

有不少人会觉得网络主播的存在加剧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图虫

2022年指导的一个硕士论文就讨论了三四线城市的中老年女性,她们在网上配合着男性主播,在各种“抓小三”的剧本中主持正义,支持正义方的产品销售。这种移情的作用使沉迷于其中的女性无法看到这里的消费骗局,而更愿意借此抵抗自身可能面临的情感风险和脆弱性。

我最近在做县域数字经济赋权女性的课题,感受到互联网带给全社会的变化。县域的年轻人和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感受着全球化的信息,看到现代化的、高消费的、闪光的生活;而现实生活中,他们同样感受到县城没有咖啡馆、没有电影院的现实。

这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县域年轻人的梦想是被现代大城市所塑造的,他们的情感需求也呈现现代的、城市化的色彩。因此,他们要在网络中寻找具有现代意义的情感需要,也在网络中表达他们情感欲望无法满足的愤怒与不满。

县域的年轻人在网络上感受着全球化的信息,看到现代化的世界。/《失控玩家》剧照

《新周刊》数字时代,老年人面临诸多不适。但是,除了这个群体之外,还有一些人也无法跟上数字时代的脚步了,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被数字时代抛下的不仅仅是老年人?

佟新:其实被数字时代抛下的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各类弱势群体,如盲人和各类弱视者、没有智能手机的不富裕的人等。数字时代的社会结构特征在于个体选择性。有些人从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抗拒使用更多的数字技术。青年学生们可能更喜欢用“知乎”,而四线城市的青年可能更喜欢用“快手”,这也取决于各类平台运营的定位。

《都挺好》剧照。

《新周刊》除了获得收入的数字劳动外,还应该包括一些无偿的数字劳动,比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生产和分享内容,还有粉丝在互联网上为偶像进行打榜宣传。你如何看待这种无偿的数字劳动?

佟新:平台中的“数字劳动”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消一体。我们的很多消费活动本身其实创造了价值,但是平台把它掩盖掉了。它是劳动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这背后还有“共享”的理念在悄悄产生。

我的书里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疫情之后我们去餐厅点菜,几乎都是自己扫码下单,是一种自我服务。餐厅因为顾客的自我服务可以少雇用一些服务员,但它也没有把这些钱给我们,而可能要付钱给平台。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同时存在,是平台在做连接。

《新周刊》对于数字劳动的未来,你有什么想法?

佟新:首先,“共享”的概念是产消一体化带来的意外后果,打破了私有制带来的限制。以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劳动正在不断发展出“共享”的理念,如共享单车、共享办公室等,这为人们想象未来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北欧一些国家或地方在试行“全民工资”——全民发工资的理念——由此免除了失业、零工、不稳定工作和社会不平等带来的对人的尊严的伤害;通过数字劳动打破传统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方式,将人的需求和尊严整合进生活的过程。

以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劳动正在不断发展出“共享”的理念。/图虫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团结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平台提供了重建社会团结的新工具,劳动者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形成新的“数字团结”,如劳动者自身的社会支持小组。

第三,数字劳动产生的知识商品化促成终身学习的社会。这将使“劳动”——有关人类再生产劳动和生产的劳动——回归到人类自身发展的意义上,由此消灭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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